第三，充分利用既有信息隐私保护机制。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要求上级国家机关承担最低限度义务、积极考虑义务、选择改善义务以及消极的不侵犯义务。如果发生上级国家机关不经同意就改变这种关系的情况，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其行为。

这是一种国家可以依据财政能力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发展权水平的义务，国家对该项义务具有自我选择的权力，法律对其没有强制力，只具有倡导作用。[24]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夫兰，在总结自治区建设的经验时提道：对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较落后的内蒙古民族，仅仅获得民族平等权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广泛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通过适当方法和具体步骤，进行民主改革，大力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方面建设，才能由落后逐步转为先进。[3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3页。[49]参见前注[46]，汪习根文。一般而言，这种义务会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可以识别出具体的义务内容和范围。

发展权救济的核心和难点在于社会权属性部分。从实践来看，前面几项自治权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48]其核心就是借用现有的司法制度资源，通过发展权理念的融入从而完成发展权的救济。

新发展理念强调协调，其目标指向就是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32] 由此可见，发展是解决民族自治地方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其序言第11自然段中提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37]参见张恒山：《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综上所述，我国宪法之下的法律法规、自治条例等，遵循了宪法规定的促进民族繁荣、确立民族互助关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目标，是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发展权的法律文本依据。区域发展权是我国发展权理论的创新，归根结底是为了区域内每个人的发展权的实现。

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从内容上来看，发展权具有多领域性和广泛性的特征。[44]参见韦以明：《对民族自治权与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帮助的关系的再认识》，《广西法学》1996年第4期。我国《宪法》4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注释: [1]参见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学术界》2019年第6期。又如，《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自治条例》44条规定：自治州财力难以保证正常支出时，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助。[36]陈醇：《论国家的义务》，《法学》2002年第8期。[24]参见武小涛：《试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源与流》，《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目前上级国家机关职责的立法规定存在文本表述模糊及罚则缺失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及配套措施。如果上级国家机关没有经过民族自治地方同意，就改变了民族自治地方所属企业的性质，则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依法请求上级机关撤销原决定。

无论如何，地方自治权与享受民族优惠政策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8]参见梁洪霞：《非民族自治地方享受民族优惠待遇的宪法界限——兼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目标》，《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2期。

可以说该制度还不完备，仅处于萌芽阶段。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三）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救济权机制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受到侵犯，是否可以寻求救济，甚至是司法救济，这是非常复杂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阐述了各级人民政府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职责，其内容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帮助条款基本一致，这也印证了政府是帮助职责的主要履行主体。民族繁荣强调国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在这一逻辑关系中，国家权力要积极地干预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的是发展权。从过程的角度理解，发展权包括三个阶段的权利，即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的权利、参与权利实现的过程的权利、分享权利发展的结果的权利。

国家必须承担的在其财政能力范围内积极考虑每个共同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其一，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一般都是要求上级行政机关给予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帮助，这些权利内容处于极不确定的状态，我国法院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救济。

然而，发展权又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社会权，加之我国无法采取司法审查方式或宪法法院模式，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在我国的宪制范围内积极寻求发展权的救济模式。[41]张文山：《突破传统思维的瓶颈——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如果发展权仅仅停留在政策、道德层面，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发展权最终只会沦为口号，无法取得人民的信赖与长久维护。201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之际发布《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指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使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实现充分的发展权，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

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是一种民族自治地方被动接受帮助模式，而民族自治地方请求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是一种民族自治地方主动请求帮助模式。[47]《白皮书》强调：中国建立并完善保障发展权的立法、战略、规划、计划、司法救济一体化制度体系架构，以富有建设性、务实性、高效性和强制性的体制制度、战略构建与政策措施，保障人民发展权的实现。第一，一体化救济模式，即将发展权的理念贯穿于现有的权利体系，通过现有的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实施机制，对发展权利进行整合性的法律救济。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多处于边疆地区、山区，需要国家积极扶持和帮助。

发展权内包含的发展请求权和发展救济权，可以有力督促上级国家机关履行职责。如果因国家没有设立或者只设立了少量了专用资金而请求司法诉讼，目前我国法院司法权的权能还很难干预政府的资金使用情况，因此应该采取非司法性的救济方式，选取适当的机构接受民族自治地方的申诉。

例如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等基础性发展条件、积极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达到其他地方的标准、继续提升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处于领先水平。[38][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7页。

[4]参见戴小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笔者尝试在民族区域自治权之外建构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理论，为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与国家（上级国家机关）帮助责任提供另一法律解释路径，并在现有法律文本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国家帮助责任模式和机制的落实。

[29] 2005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明确提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民族地区一切困难和问题的关键。一直以来，人们都是将国家给予民族优惠政策往民族区域自治中生搬硬套，甚至将国家给予帮助视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特色，没有将两者分离开来思考。其第122条第1款和第2款专门规定了国家的具体帮助责任：国家从财政、物质、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47]于忠龙：《区域发展权的救济机制探析》，《唯实》2011年第10期。

[31]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其第六章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具体列举了上级国家机关应该如何帮助民族自治地方。

[40]国家必须以平等发展观点为原则，优先为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如果国家没有履行义务，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首先是民族自治机关与上级国家机关发挥合力，积极构建民族自治地方向上级国家机关请求帮助的法律机制，形成上下级之间的双向互动与沟通，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优路径。

上级国家机关履行职责随意性大，可能造成帮助职责流于形式。[53]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发展权，是对现有民族自治立法中上级国家机关承担帮助职责的法律回应和法理构建。